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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史所不屑的 “吃穿住行”,在生活史和社会史中为何如此重要?

发布时间:2020-12-01 00:21    来源:济南法学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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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正史所不屑的 “吃穿住行”,在生活史和社会史中为何如此重要?

作者 | 雷颐

与金雁相识三十年了,不是一般的相识,而是三十年来一直过从甚密的老友。自然,也就时不时会听到她讲自己的故事,近些年更时不时读到她写下的这些故事。这些故事,耳熟能详,但这些零零星星的故事汇编成书,形成一种整体性,反映了“那个年代”物质、体制和精神史的某些方面,仍给我全新的感受和感悟。

金雁,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,著有《从“东欧”到“新欧洲”》《火凤凰与猫头鹰》等。图为1970年代,金雁任职供销社时的留影。

粮票、布票与一定范围内的市场

二十多年前,我曾写过一篇《“日常生活”的历史最重要》的文章,提出在历史研究中日常生活的状况、细节其实最重要,可惜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,不被重视、不被记忆。很快,下一代人对上一代的“宏大叙事”耳熟能详,甚至了如指掌,但对上一代人每天的吃穿住行,却了解无多,非常隔膜。

恕我略岔一句,几年前几位朋友聚会,都是学术圈人,吃饭时无意说到那个年代粮票的紧缺、重要。一位比我们年轻,但也有为有名的学者听说买粮食要粮票还要钱时非常惊讶地说:要粮票还要钱,我一直以为那时候是凭粮票领粮,不收钱呢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听他这一说,我也十分惊讶。查了一下,他是1969年生人,并不是很年轻了。我相信这固然只是特例,但还是说明对生活记忆中断的严重。也难怪,这些日常“琐碎”,向为正史所不屑,史籍所载不多,但一些个人回忆、散文,却是此中“富矿”。对生活史关注多年,发现女性的文章对生活的回忆更加细致,甚至针头线脑也不避琐屑,一一道来。从社会史、生活史的角度看,却是重要非常。

这细琐细碎细致能细到什么程度?金雁50年代中期生人,1960年六七岁的光景,正赶上饥荒年代。她家在机关食堂吃饭,小小年纪,竟然数“瓜菜代”饭碗里的面条有几根,最多时是十一根,最少的时候只有四根。她父亲是西北局党校的干部,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两个数字,还写下了“金雁是个有心人”。不知是天生有心还是受父影响,她早早就开始写日记。如此早慧有心,又有自己的日记和父亲的日记“垫底儿”,她的回忆录《雁过留声》,自然格外真实、格外具有历史记忆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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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雁过留声》,金雁著,汉唐阳光丨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版

计划经济,几乎所有物品都实行计划,食品更是严控。在食品短缺、饥饿中,对小金雁最有吸引力的,是西安小寨商店中后来出现的不凭票供应的“高价食品”。她父亲的日记,记下了当时议价点心的价格:江米条七元一斤,水果糖八元一斤,糕点九元一斤,当时城里人的人均月收入不到十元,价格确实高得惊人。

读到这里,不禁会心一笑,想起那时流行的民谣:“高级点心高级糖,高级老太上茅房,手里拿着高级纸,拉下一泡高级屎。”“高级点心高级糖,高级老头上茅房,厕所没有高级灯,一下掉进茅屎坑。”民谣民谣,各种“谣”不尽相同,但大致如此。民谣固然尖酸刻薄,但这种“议价”是当时“三自一包”经济总政策的一部分。正是这种经济政策的调整,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市场的存在,使国家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,功莫大焉,善莫大焉。

虽然饥饿,其实城里比农村好得太多。还是1960年,她随到农村搞整社整风运动的母亲来到临潼县零口公社,农村的贫困、饥荒程度远超她想象。当时农村还是吃食堂,她们也与农民一样在食堂打饭吃,一人一碗玉米糊糊,桌子上放着一碟盐,拿筷子蘸一点往碗里搅一搅,就是一顿饭了。

但后来她知道,在大饥荒的几年中陕西是情况非常好的。一些年后她们家下放甘肃,“得知那里当年就惨了,而且有大量妇女逃到陕西与人同居求活。饥荒后其中不少人又跑回来,遗留下严重的社会问题,以至于‘走过陕西的’妇女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。”(第41页)半个世纪过去,“走过陕西的”健在者,最年轻的也已八十开外了,她们的经历、家庭、际遇和心理状况可能就此湮灭。“走过陕西的”,最多成为一个抽象、空洞的概念。

1971年,她也来到甘肃陇西县插队。“知青”的第一年还有“供应粮”,从第二年起,就与当地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了。吃的紧缺,穿也紧缺。成人每人每年一丈二布票,从被面里裤到背心汗衫,全都要布票。金雁在镇上供销社发现一种水红色府绸布格外耐看,每尺四角六分五,比平纹布贵了七分钱。她一年的现金分红是十一元七角,买布做衬衣,要差不多四元钱,实在太贵。虽然有家里资助,她还是不舍得买。但姑娘总是爱美,犹豫了二三十天,到镇上看了几次,营业员对她说,只有最后六尺二寸,正好可以做一件衬衫,只收你六尺的钱,但布票不能少。

最后,她还是咬牙买下,做成衬衣,都夸好看。端午节,一行好几个女伴去镇上,有人提议去照五角钱一张的小照。这件水红衬衫成为大家的摩登时装,几个人来回换着穿。不料一个胖姑娘猛一使劲,背部撕开一个大口子,吓得这位胖姑娘照相时都笑不出来。金雁只好安慰她说没关系,但实在心痛。换裤换衣这些小事就足以说明:“‘布票’是仅次于‘粮荒’的短缺现象。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,或者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办法。”(第115页)

供销社内外

“知青”陆续返城,金雁在1972年招工回城,在离县城十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。供销社是国家商业伸向农村的神经末梢和“微细血管”。原本是50年代初农村推行“生产合作”、“供销合作”和“信用合作”这三大合作的产物。

在计划经济的年代,供销社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,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,早已没有任何“合作”的成分。老百姓私人之间的物品流通和交易虽然没有完全禁止,但大大受限。她在的镇,传统三六九开集,近于三天一集,但后来改为十天一集。

若逢“运动”,管控更严,个人交换物品或出售物品都有可能是“投机倒把”罪,让“纠察队”看到不但没收全部物品,还要抓去“办学习班”或者“劳改”。农民除了生产队的“分红”能得一点点人民币外,货币收入主要靠活猪、鸡蛋等,但这些物品只能卖给供销社,从供销社得到货币再从供销社买回自己需要的物品。

这样,农民的卖和买,只有供销社一家,卖与买的定价,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,而是国家规定。农产品低价卖给供销社,再从供销社高价买回自己需要的物品,形成“剪刀差”,为城市发展积累资金。“反正其他渠道都堵死了,就是明知道贱卖贵买也没办法。”(第134页)

由于聪明能干,金雁很快就从鞋帽组“荣升”到最重要的布匹组。布匹组最重要,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计算到“厘”,白棉布每尺0.285元,斜纹布0.425元,卡其布0.465元,还要收布票,有的布匹包含了“整匹零卖”的损耗,有的则没有,不同的布缩水率又不同,一米布拉直与平铺之间,大约有1-1.5寸的差距。

在布票极度紧缺,人们不得不“寸寸必较”的情况下,卖布确是个大学问。因为缩水率不同,“拉直”与“平铺”不同,经常有顾客找上门来理论,认为没给够尺寸。她不得不反复向这些顾客陈述缘由,说话快、分贝高,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“底气”,没有一个人能吵过她。“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‘麻链子’(搓麻线用具,意为‘转得快’)的称号”。(第124页)现在金雁开会发言时的伶牙俐齿反应机敏令人印象深刻,原来是几十年前在供销社常跟人吵架练就。

供销社自然有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好处,其中之一是食堂的肉、蛋都可以用收购价享用,伙食自然相当不错,实际上等于截留、多吃多占了农民低价卖给国家的物品。每天早上,都有荷包蛋,一般的七分钱一个,如用收购的破损鸡蛋,则五分钱一个。每天早上一个荷包蛋,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“豪华早餐”了。

《雁过留声》中金雁所绘插图,表现自己当年的劳动场景。

物资紧俏,当时走后门成风,营业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。白色回力鞋,当时叫“大回力”,是那时城市的男青年最时髦最酷的标配,极难买到。有一次,供销社居然进了一箱、整整四十双上海产回力鞋。结果,经过一番思想斗争,还是把这四十双鞋全部走后门卖给了自己哥哥和他的同事。

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,农民逐渐获得生产与支配自己产品的自主权,供销社的垄断地位渐渐消失,自然衰落。但现在,在新的情势下,供销社又东山再起,辽宁省计划在2022年实现供销社基层社乡镇全覆盖,广东省供销社组建的省供销集团揭牌成立,打造覆盖县镇村三级网点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,没有垄断特权的供销社如何运营,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。

家庭出身、家庭成分也是在那个年代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都要面临的问题。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是以1949年以前爷爷的成分为准,当然,不少地主、富农、资本家的子女早早走上革命道路,成为革命干部,他们的子女的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就不以祖父为准,而以父母为准,可填“革命干部”、“革命军人”,简称“革干”或“革军”。

金雁的爷爷是地主,但她父亲在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,不久就奔赴延安。她的家庭成分自然是红五类的“革干”。不过,她很小就被剥夺了填“革干”的资格,只能按爷爷的成分填“地主”。她父亲是中共西北局党校的理论教员,教国际共运史,后因为“东欧”问题,被打成“修正主义分子”,受到“双开”并下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惩罚。改革开放后,金雁考上研究生,现在成为大名鼎鼎的“东欧”问题专家,莫不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?

作者 | 雷颐

编辑 | 徐悦东

校对 | 翟永军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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